公安档案事业伴随着新中国公安工作的发展，历经半个多世纪，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档案资源、完备的工作体系和专业的人才队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公安档案馆在服务社会公众、服务公安实战和展示、开发、利用档案资源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而近年来，警察博物馆作为传承警察历史、弘扬警察文化、展示警察形象的重要载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且呈方兴未艾的态势。一段时期内，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定位于不同的功能，实践中也泾渭分明。但是，随着社会文化和公安工作的发展，二者的共建与资源共享，已日益成为亟待探索的现实课题。 

一、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共建共享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馆际合作共享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始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信息化浪潮，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获取与传承信息的习惯与方式，从而也对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存储与提供信息的渠道和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2008年，国际图联（IFLA）发布了《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趋势》的报告，指出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都具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责任，也共同承担保护历史、传播知识、教育大众的社会功能。基于在推动终身学习、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与保存等方面的共同职能，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英文简称LAM）馆际资源共享与协作在欧美发达国家不仅理论研究日臻成熟，也形成了如英国基于LAM的欧洲文化遗产门户网站、挪威整合三馆资源保护国家记忆战略项目等一批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

（二）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共建共享是传承与弘扬公安历史文化的必然要求。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十八大以来又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公安工作的传承与发展，同样需要着力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这方面，警察博物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而在我国，公安档案馆的历史远早于警察博物馆，其收藏的海量档案，不仅是记录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公安历史活动过程和思想认识成果，而且是客观反映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通过两馆共建共享，将形成公安历史文化资源的倍增优势。

（三）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资源共享是大数据建设与应用的重要途径。以北京警察博物馆为例，为体现中国近代警政发源地之一和公安保卫事业奠基地的深厚历史积淀，该馆定位于“纵向发掘展示北京警察历史，横向铺陈突出首都公安特色”，但囿于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建筑本身有限的三维空间，难免捉襟见肘；需要组织重大现实题材展陈时就更为困难。北京市公安档案馆收藏的实物、声像、文书、业务等各类档案众多，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公安档案信息化建设，依托这些资源，整合建设，将极大拓展公安文博和档案资源的影响力。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所言“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社会的方式。”漠视这一变革将错失一个时代。 

二、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共建共享的价值与作用

（一）以博物馆为活化剂，用尘封档案讲述鲜活历史。从各地实践看，一个城市往往只能建设一座警察博物馆，其文物征集、研究乃至展示难以打破渠道不畅、力量不足的瓶颈；而公安档案工作已经普遍建立了覆盖各警种、各层级、各区域的机构、队伍，档案室可以覆盖到基层所队，档案的归集也基本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实时化和体系化，但是工作中生成和收集的大量档案应用无门，只能沉睡于档案库房和密集柜内。目前，北京警察博物馆、上海公安博物馆等建成相对较早的博物馆，都通过陈列大量公安档案原件、复制件，使这些“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珍贵历史记录成为活的文化语言。推动两馆共建可以将个例化、碎片化的档案展示和文物征集、档案文博研究实现机制化的整合，为公安文化建设提供内生动力。

（二）以档案馆藏为蓄水池，实现文化传播、历史镜鉴和公众教育功能的最大化。“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公安档案的海量蓄积和源源不断的生成机制，可以保证通过博物馆、档案馆作为场所和媒介，不断推出反映历史底蕴、符合时代特色、吸引各类群体关注的专业化、个性化展陈；总结反映公安工作历史经验、公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发展轨迹，为各个时期的核心、重点工作提供直观、生动、丰富的借鉴；同时，借助馆校合作长效机制，深入挖掘馆藏资源，找准与学校教育的衔接点，着眼青少年及其对关联群体的辐射作用，展示警察的正能量，同步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两个时态，实现形象塑造和文化传播的最大化。

（三）以档案、文博复合型人才建设，做深做强基础研究。博物馆、档案馆的陈列展览应该是在积累了大量知识、在对展示对象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博物馆陈列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质量的高下。没有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办出高水平的陈列展览。开展档案与文物关系方面的研究，充分发掘馆藏档案和文物背后的历史蕴籍、文物价值和学术意义，有助于更好地诠释警察历史，服务当前公安工作。

三、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共建共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推动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共建共享还需要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现实问题：

实体共建方面，需要解决当前部分地区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机构隶属不一、管理机制迥异、人才培育互不衔接的问题，在这方面，当前正在不断深化的公安改革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资源共享方面，需要解决档案与文物类别划分、保存应用规范等方面的制度、标准衔接问题，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和数字博物馆的一体建设。

通过机制改革和技术创新，推动警察博物馆与公安档案馆共建共享，必将极大推进公安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实现警察形象塑造的跨越式发展。